以去年6月30日晚市政府宣布廣州實施限牌為時間的起點，其前后發(fā)生了一系列的故事，引發(fā)了漣漪般的連鎖結局。這些故事和結局或者由于藏匿在暗處、或者雖然公開但表象模糊，過去一直都讓人看不清楚。南都記者通過連續(xù)的調查和采訪，寫成了這一篇限牌一周年系列專題，試圖向你展示，是誰推動了限牌的決策；在過去一年里，限牌又給我們的生活和廣州這座城市帶來了什么。

　　下班交通高峰期，夏日的夕陽依舊猛烈，黃埔大道一眼忘不到頭的車流里玻璃反射出刺眼的白光。出租車司機吳師傅百無聊賴地看著窗外，嘆了口氣自言自語：“限牌了，還不是一樣地堵車?！?/P>

　　和限牌一年后官方宣布“限牌讓廣州大規(guī)模的堵車推后了兩三年”的樂觀論調相比，吳師傅的直觀感覺卻有點不以為然，他指著路邊的員村熱電廠舊址說：“聽說這里以后拆了又會建很多高樓，人越多車越多，現(xiàn)在已經夠堵了，未來又能好到哪里去？”

　　他所指的位置是規(guī)劃中的國際金融城選址，兩年前這里已經被政府圈定，要打造出另一個高端C B D，這里將能容納10萬人居住和就業(yè)、擁有全市最大的地下空間、超過4.5萬個停車泊位。

　　但這一美輪美奐的規(guī)劃被中山大學規(guī)劃教授袁奇峰詬病為“惡化廣州城市單中心格局，只會加重中心城區(qū)的堵車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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